重庆农民付某的蛙场被划入李渡工业园区，在补偿条件未谈妥的情况下，2008年年末建设公司爆破施工，致使其养殖的美蛙大批死亡，付某遂向涪陵区法院起诉爆破公司。之后园区管委会发函警告法院不得“一意孤行”，这被称为“史上最牛公函”。付某的诉讼请求果然被法院驳回。(6月28日《新京报》)

这个判决充满戏剧性。作为政府机关的当地管委会居然向法院发出措辞严厉的“警告”———“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”，“一意孤行”“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”云云;待一审付某败诉之后，管委会又称这只是“表达意见而已”，听不听话是法院的事。在这里，权力是何等的傲慢?

而法院副院长的答复更富戏剧性：公函是从门缝里捡的。但他却在上面郑重做出批示，下发办案法官。于是这份没有经过双方质证，甚至见都没有见过，既不是证人证言、又不是鉴定结论的塞在门缝里的“警告信”，堂而皇之被塞入卷宗当中，成为本案的判决依据，并且还可能成为二审的依据。

虽然这个新闻充满了“笑点”和闹剧的成分，但评判案件的标准依然只能是法治。

首先，从法理上分析，本案不是民告官的征地纠纷，而是建设公司爆破，造成付某的美蛙大批死亡的特殊侵权案件，纯属民事纠纷。既如此，当地政府就不应该参与其中。但涪陵区国土局、李渡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给出的理由是：爆破公司放炮是政府允许的，如果爆破公司要赔偿，最终还是政府埋单。其实，爆破本身就属于高危险作业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，即爆破公司无论有没有过错，只要客观造成了财产损失，就应该赔偿。有政府允许要赔，没有允许更要赔。当地官员干涉案件判决就是不让赔，不仅是扭曲了个案正义，更是全盘扭曲了相关特殊侵权的法律，使法律在权力面前沦为笑柄。

其次，这场事实上的官民斗法，本应该斗的是“法”，以法律来判断是非曲直，当地政府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超越法律，对付某污名化。

虽然在官员口中养蛙人付某的形象是“欲壑难填”，钻法律空子，之前还有前科，但付某一直坚守着法律底线：他养美蛙有养殖证，打捞美蛙时请公证员做公证，到司法鉴定中心做出权威鉴定，依法起诉侵权人，提出的赔偿额有充分合法的证据;没有漫天要价，没有围堵政府机关，没有扰乱法庭秩序———他只是在依法维权。

门缝里塞不进来司法公正，而只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;政府不能以公权的名义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，更不能将正当维权污名化。一边是养蛙人付某依法维权，一边是权力一再违法，正如当地官员所感慨的，“如果农民都这样善于利用法律，无疑将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”。既知如此，为什么就不愿意依法行政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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